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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風采


侯凡凡教授   中國科學院院士、南方醫院腎內科主任

第三世界科學院(TWAS)院士

國家腎髒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主任

國家器官衰竭防治重點實驗室主任

國際腎髒病學會(ISN)理事

中華腎髒病學會副主任委員


  1993年畢業于中山醫科大學,獲醫學博士學位。1995年6月至1998年12月在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從事研究工作。1999年起任解放軍腎髒病研究所(現爲南方醫科大學腎髒病研究所)所長,第一軍醫大學(現爲南方醫科大學)內科學教授,南方醫院腎內科主任,博士生導師。兼任中華腎髒病學會常務理事、香港腎髒教育研究基金會客座教授等學術職務和14家國內外期刊的欄目主編、副主編或編委。

  曾以第一和/或通信作者發表論著138篇,包括N Engl J Med、J Am Soc Nephrol、Arterioscler Thromb Vasc Biol等國際權威期刊多篇。曾多次在國際主要學會獲獎。承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等國家級和省部級重點項目14項。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2項,省部級科技進步一等獎4項。獲國家發明專利授權2項。榮獲“何梁何利獎”(2006年)、第二屆“中國醫師獎”(2005年)、第七屆“丁穎科技獎”(2004年)和解放軍總後勤部“科技金星”稱號(2002年)。2009年被評爲中國科學院院士。

 

中國科學院院士、南方醫院腎內科主任侯凡凡教授

 

  2006年1月12日,美國《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一篇題爲《貝那普利對晚期慢性腎功能不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論文聚焦了海內外業內科學家的目光。爲此文配發的社論評價稱,該循證臨床試驗“改變了我們對慢性腎髒病禁用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抑制劑(RASI)的傳統理念……是改變我們對慢性腎髒病治療策略的時候了”。

  一個铿锵的聲音說:“這不是原始動力!如果說爲了得諾貝爾獎去做科研是很危險的;而爲了發表論文去做臨床研究的話,就更加危險!”這個聲音來自論文的主創者侯凡凡。“因爲我們面對的是病人的生命!”口吻堅定得勿庸置疑! 

  2007年12月,南國午後的陽光斜劃過侯凡凡的臉龐,斑駁樹影投下的碎片籠罩著她,就像生活中的無數碎片包圍著她。但是無論怎樣,她的面孔總是寫滿了生動美麗和堅毅,一如她輕盈優雅體態中噴湧的剛強;一如風雨中的玫瑰,挺立仰首地演繹著千萬朵的向往。

       侯凡凡还出差在外,她的老师张训教授领我们走进她的办公室。阳光洒在窗下的长沙发上,毯子卷放在一角。“累了的时候她也能休息休息,虽然她家就在5分钟的路程之内”;书柜占据了整整一面墙,“她说最享受的事情就是在阳光下捧着一本小说读”,可整个书柜找不到一本专业之外的书;摆放的照片中,有一张吸引着我们的视线,身着深色晚礼服、佩戴项链和耳坠的她在对着我们微笑,美丽优雅,恬淡自信,柔情似水,“论搭配、论穿衣,科里的小青年也赶不上她”;桌面上、挂历上、台灯上、空调下……挂着充满情趣的布艺摆设,“她喜欢这些,她喜欢的多了,就是没时间”;办公桌上摆满了文稿和资料,桌子正前方摆着一个工艺品——一把横架着的青铜古剑……

十年磨一劍:就是想解決臨床的一些實際問題

“做臨床研究,就像十年磨一劍。”談到《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上刊登的那篇文章時,侯凡凡的目光落在了那把劍上。“在中國做臨床研究真的很難,但是中國臨床太需要了!爲了提高病人治療,我覺得中國醫生真的應該做這個事情啊,如果中國醫生不研究中國病人的特點,難道要讓外國人去研究不成”

記者:當初你爲什麽選擇這個課題去做呢

      侯凡凡:几年前,一对中年夫妻走进我的诊室,检查结果提示丈夫的病情已经到了尿毒症的阶段,要么做肾移植,要么靠透析维持生命。向患者讲明病情后,他们问:“透析要多少钱”我如实回答:“一年大概要六七万。”听到这里,夫妻两人坐在诊室的桌子旁,抱头痛哭。他们太绝望了。那天我难过得吃不下饭去∩是怎么办呢,在中国,有90%的尿毒症患者都得不到透析治疗。有这么多人在绝望中等待生命的完结,揪心啊!侯凡凡想通過臨床研究,爲改變這一現狀的行動提供根據,爲那些絕望的晚期腎病患者做點什麽。

       在临床工作中,根据既往教科书所述,对于血清肌酐水平大于3.0 mg/dl的晚期慢性肾脏病患者,RASI类药物是禁用的。但是侯凡凡和她的团队在前期研究中发现,这类药可能延缓病程发展至尿毒症的时间。延缓3年到5年,对于人的一生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可是,“那个病人求我,他说他要是透析,一个家就塌了,他说只需要拖到他的女儿考上大学,他死了都行。他们说只需3年的时间啊!”侯凡凡谈起她的病人就没有笑过。把患者开始透析的时间延迟3到5年,甚至可以稳定住病情,这对一个家庭的经济负担、一个国家的医疗经济,将是怎样的改观。后者或许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一个数字。这篇论文的结论带来如此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使它一俟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后,又先后被多家国外相关权威杂志转载,并收入2007年美国The Kidney(《肾脏》第8版)这一被称为世界肾脏病学圣经的典籍之中。今年7月,美国Ann Intern Med(2007, 147: 104)总结“内科学重要的新进展”时,侯凡凡等完成的《RASI延缓晚期肾功能不全进展研究》成为由中国人完成的课题。著名的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就这个研究请侯凡凡去讲学。

記者:面對這個成就你想得多的是什麽

  侯凡凡:就是在中國做臨床科研非常難,非常不容易被別人理解。人家看到的就是你拿到了榮譽啊什麽的,但是背後的過程別人看不到。也有人說你們做這個研究就是爲了發表文章。其實我們開始做這項研究的時候,根本就沒有想到去發文章。這不是原始動力。我們的團隊都很清楚,我總是講一句話,如果說爲了得諾貝爾獎去做科學研究是危險的,那麽爲了發表文章去做臨床研究就是更加危險的。因爲我們的研究對象是病人,我們是在做一件關系病人生命的事情。我們的目的就是想解決一些臨床實際問題。把這個事情提出來,希望大家理解我們,希望病人理解我們。幫助我們完成更多類似的有助于提高治療效果的臨床研究。我通常不接受采訪,但是這次我還是接受了。一是你們報社的聲譽,再就是呼籲同道們和病人們,能夠和我們一起來做好臨床研究。中國的病人太多了,只靠任何一家醫院都不可能做好。

“憂郁”——醫者職業的人性操守

       我知道,一生太多的坎坷、掣肘和曲解,使这位坚强的女医学家时时流露出郁闷。对患者心怀悲悯,又使她总在郁郁地唠叨:“每天看到这些病人,你怎么吃得下饭呢!”不过,她的义无反顾、她的执着投入从未有丝毫懈怠,这些和成就、患者的拥戴划了等号。唯其如此,侯凡凡才是侯凡凡!她说,家庭带来的一些问题从小对她的影响很大,下定只能靠自己的决心。

  憂郁”是她身上一個揮之不去的符號。“是啊,是啊。”每當這時,我只有輕輕地應著,不知道怎樣寬慰她。也許她根本就不需要。“媽媽不允許我在她面前掉眼淚。所以我就是個不太會哭的人,無論多難,自己忍受!”看來,靜靜地聽她傾訴衷腸就是好的寬慰。我想到一位中國著名的醫學人文專家說得好,對于醫生來說“回避‘憂郁’無異于心志麻木,或者漠視苦難。因此,大牌醫學家都有一雙憂郁的眼睛……”正是基于心系患者憂郁之憂郁,侯凡凡才自願走上這條艱難的循臨床之證的道路,爲臨床患者實實在在地解除苦難。是啊,兩個月前,我也曾看到過這樣的“眼睛”。在加拿大白求恩故居。

       从1999年侯凡凡等人启动这项研究,到2006年文章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7年,多少临床医生能够坚持7年得一个结论,等待7年换一篇文章!這就是堅守。這堅守是一種直面苦難、洞察未來的心性,一種人生態度、一種對科學的忠誠守望、一種對人性和職業價值的叩問。在充滿浮燥和急功近利風氣的當今社會,我們多麽渴望它的回歸!

       被誉为全军一代名师的张训教授说到他的这位高徒时常常激动得不能自已。他说,这篇文章出来的时候,大家称赞侯凡凡是“一个敢闯医学禁区的人”。要闯医学禁区,侯凡凡顶着多大压力,多少人真正知道他说:“在我带过的这么多学生中,没有像她这样投入的,忘我地投入,不仅忘我,连家都忘了!”上世纪70年代末,在解放军86医院工作时,工农兵学员出身的侯凡凡,熄灯后到厕所里念英文,一念就到12点。工作起来她从来不知道该吃饭、该下班、该睡觉了。“她的投入,可以投入到什么程度呢她有个特点,要想什么问题,她脑子里就没有别的了,有时走路的时候都在思考,入神到别人叫她都听不到,人家说她架子大,不理人。她身体不好,晚上要吃安眠药,她在想一个问题时,可以彻夜不眠。她写东西不列提纲,是整个文章在脑子里构思好了才动笔,下笔千言。人家说怎么写得那么快啊,我就说,你没看到写作之前她在办公室‘发呆’用了多长时间。侯凡凡的发呆在医院颇有名气。”关于这一点,侯凡凡不好意思地向我们坦承:“我真的不是架子大!”

  那位醫學人文專家說:“‘憂郁’的季節是發現和創新的季節,大凡新理論、新學說、新技術、新方案突破堅殼,脫穎而出的前夕,事主總是與憂郁相隨,與苦悶相伴。沒有品嘗過‘呆若木雞’、‘無限惆怅’的滋味,就無法感受‘蟾宮折桂’的欣喜和狂亂。”

       侯凡凡的欣喜也许是短暂的。一个单纯的人,其想法亦是单纯和质朴的:“我想我们并不想人家给我们多高的荣誉。我们做临床工作的,一辈子能解决几个问题我们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能做科研,而且是在业余时间。工作的8小时之内很少有时间能做。我们的临床是第一,照顾病人是第一,查房、门诊是第一吧,做科学研究只能是第二啊。所以我永远不可能与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拼文章。人家一辈子写100篇,我也许一辈子只能完成30篇,因为我们大部分时间要用在病人身上。我们只希望能够坚持多做一些有利于病人的事。”

    “‘忧郁’不仅是一种表情,还是一种人性立场,一种人文品质的坚持。对医学而言,‘忧郁的眼神’里容不得‘科学主义’、‘技术主义’的沙砾,因为它敬畏自然,倾情生命,敢于质疑技术的权威,反抗盲目的职业自大与技术狂妄……”

       肾内科副主任,侯凡凡带出的梁敏博士说,侯教授的科研项目很多,但是临床始终是首位的,她要求我们做科研,第一密切结合临床,第二结合中国国情,第三做前沿的东西。

       张教授说,因为被延期,她的女博士生,哪个没哭过鼻子∩侯凡凡一点不心软,还是严格要求。

       郭志坚博士说,呆在别人手下,7年可能论文出了一厚摞了,在侯主任手下不行,她太严格、太认真了,决不允许把一个研究拆成几块到处去发。她说,我不能帮你们去院里要求什么,但是我可以在科研上帮你,有科研思路来找我,往国外投稿,我给你改好。我们几个博士的论文都在国外影响因子高的杂志上发表了。跟着她,你可能得不到别的好处,可你能真正学到东西!

       谢迪硕士说,如果那篇文章早2个月发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就好了,就能赶上2005年底我们侯主任参评院士了,但她宁愿做得更完善再出手。

       这项随访耗时5年多的随机双盲试验,随访患者达400多例。本已是被临床判为没有特殊治疗、等待进入尿毒症期的人们,偶然进入侯凡凡的这项临床试验,偶然结识了侯凡凡带领的这支团队。于是,他们接受了无微不至的临床观察和定期检测,他们可以随时拿起电话问这群医生感冒了、拉肚子了、头疼了,怎么办他们的担心化为暖心。

     而這群醫生呢,白天上門診隨訪病人,晚上整理資料,病房不能放手,實驗室裏的實驗不能丟,病人情況熟爛于心,手機號、家裏電話號甚至是年輕醫生的QQ號都公布給病人。他們爲的是,讓病人隨時找到自己,以保證在病人感到不舒服,能及時就診,保證不擅自用藥影響試驗結果。就這樣,他們陪伴病人走過沒有白天黑夜的5個365天,他們和病人真的成了朋友。

    侯凡凡臥室的枕邊放著電話,雙人床的另一半卻空著。先生一向支持她,可是時常被半夜打來的電話吵醒,天長日久實在受不了,只好搬到另外一個房間。而侯凡凡有著嚴重的失眠症,常常要服大把的安眠藥才能入睡。

  任何試驗都是存在風險的,侯凡凡當然知道,她說“如果當醫生的不承擔這個風險,就意味著更多的患者一直在承擔著風險。”

  侯凡凡一再強調,這個試驗、這篇文章是他們團隊完成的。“一項臨床研究,沒有一個團隊是不可能完成的,我只是起到了凝聚的作用,多動了一些腦子。”

  而早在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做研究時,侯凡凡經常抽自己的血做試驗,有時一抽就是二三百毫升,總量達近5000 ml。

  再早的1988年,侯凡凡做腎髒多巴胺生成水平測定。因爲腎髒多巴胺生成受飲食中攝鹽量的影響,爲了保證實驗的准確性,她動員十幾個親戚朋友和要好的同事參與,到自己家裏吃飯。三四天中,大家的食譜和吃鹽量保持在同一水平,侯媽媽做廚師。試驗之前之後每個人都要抽血四五次,並且留尿。把這些作爲正常人的標本,再對照病人的。她得出結論:多巴胺是腎髒的一個激素,可以調節水鹽的平衡。這一提法比國外足足早了好幾年。

    “‘憂郁’還是一種心靈深處的淡定與鄉愁,一種對弱者與苦難的深切悲憫與同情。對醫生而言,‘憂郁的眼神’不接納‘物欲主義’、‘拜金主義’、‘消費主義’的誘惑與綁架,即使守貧擔苦,也要堅持醫療服務的‘人道原則’與‘底線倫理’,倡導‘適宜技術’、‘低幹預’原則的應用和推廣。”

       在侯凡凡带领下,有口皆碑的是,肾内科穷、不挣钱。因为给病人用药是少的,能用一个药,决不用两个;能用便宜的决不用贵的,奖金收入自然少。这对地处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前沿广州的一个团队,是多么难得!

       从张教授传承到侯教授,吸引了一批事业至上,甘于清贫、乐于奉献的人凝聚在一起,什么事能做不好!如此口碑,口口相传,更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有些远在东北、青海的患者一次看后,定了方案,还要再来这里复诊。侯凡凡对病人之好,无论在病房还是门诊,我们都真切地感受了——病房小患者搂住她亲热无比;出门诊我们算了一下,平均每个就诊者用时30分钟,往往下午二三点才能吃上饭。张教授说,一次,遇到一例肾穿造影剂过敏的病人,突然休克,心跳呼吸全停,呕吐物从口中涌出。紧急中,侯凡凡俯身用嘴将病人的呕吐物吸出来。梁副主任、护士长胡丽萍说,侯主任对工作人员非常严格,有时脾气急,可对病人从来没急过,可以和病人、家属一谈就是一二个小时。查房时,她可以一直这么走,我们都累得不行了,她还能坚持。“我们科成立以来一直是零投诉!”

      在医患关系如此紧张的今日中国,18年的零投诉意味什么,不可思议!好医生的概念是:不仅医术高明、医德高尚,还要敢于对病人担责。现在还有谁敢,你不敢,我不敢,可她敢!

   “站在山峰上已經不是精彩的了,攀登的時候才有意思”

      侯凡凡感慨后,不由莞尔。

      作为“老三届”中的一员,短暂的下乡之后当上了女兵,虽然进了军区医院,却因“别人都不想去”,侯凡凡自告奋勇站出来去炊食班养猪。

    “養豬很簡單啊,把豬養肥了,事情就做好了。”侯凡凡談起那段時光,臉上浮現燦爛。“從某種意義上說,那個時候,我比現在更快樂。”那個時候,侯凡凡愛騎馬、愛射擊,或許這些硬朗的愛好,也暗示了她性格中的執著和倔強。

       从卫生员到护士,一路走来,直到 1970年,侯凡凡走进第一军医大学,成为一名工农兵学员。

    “如果有的选择,我愿意当记者写文章,但是那个时代是不允许选择的。女兵能干什么,学医已是很不错了。”侯凡凡双手揽着膝盖,笑容中带些伤感。张教授曾说:“侯凡凡文笔好,很爱写东西,爱背诵安徒生的童话。”这个聪明的女人,或许写过抒情的诗和散文,却留在那个久远的红色年代,因人生中的拐点而渐行渐远。

    “既然當了醫生了,我就想當個好醫生。”侯凡凡的母親曾是一位傳染科醫生,侯凡凡還清楚記得小時候媽媽值急診班,一值就是一個月,爲了便于女兒自己照顧自己,不得不剪去她心愛的長辮子。“知道醫生辛苦,也要做,因爲已經是醫生了。”

    “我很幸運啊,遇到的都是好老師,在南京總醫院,張訓教授把我領進了腎內科。”

       初到南京军区总医院,侯凡凡刚刚晋升为主治医师,适逢欧洲一位学者到医院讲学,侯凡凡用不流利的英语提了一個問題,這位歐洲學者被問住了。會後,學者拉著張教授問:“剛才提問題的人是誰”當得知侯凡凡僅是一個低年資的主治醫師時,驚異之余,他當即表示要收侯凡凡爲學生,帶回歐洲並負責一切費用。但那時的情況,侯凡凡是不可能成行的。

      1989年,侯凡凡跟随张训教授来到第一军医大学南方医院。“那个时候,还没有肾内科。”临床和实验条件是预想不到的困难,更难的是侯凡凡面临着“淘汰”。当时,不成文的规定是工农兵学员出身的技术人员很难在大专院校立足。

    “有位作家說,我們是缺失的一代。”走在南方醫院的林蔭路上,侯凡凡平靜地和我們交談。“可是誰願意缺失不是不想學啊,是想學沒機會學。”

       终于到了可以选择的时候。时年已40歲的侯凡凡,咬牙考取中山醫科大學的博士研究生,師從李仕梅和葉任高教授。40歲的副教授,要和20多歲的學生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並且因爲沒有正規本科學曆,還要補修幾乎全部碩士課程。于是,侯凡凡搬出同在一個城市的家,住進學生宿舍,10歲的孩子留給年近古稀的母親,忙于事業的愛人只能自己照顧自己了。

       张教授激动地回忆:“我参加了她的博士答辩,时任中山医科大学的校长说,希望将来的博士生都能像侯凡凡一样。”侯凡凡的博士学位课题是《Tamm-horsfall蛋白在肾小管间质肾炎免疫发病机制中的作用》,用实验结果平息了国际上一项学术争论,证实间质性肾炎是一类由单核、巨噬细胞介导的免疫性炎症反应。论文于1995年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这项研究成果使侯凡凡破格晋升为教授和主任医师,这已经是教学和临床高级别的职称了,在别人可能已经很满足了,可是2年后,侯凡凡做出另一个选择。

       1995年6月,侯凡凡有机会到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学习一年。对没有受过系统英语教育的侯凡凡,到世界瞩目的医学机构去无疑是一次挑战。在美国,侯凡凡发现国际肾脏病学会(ISN)的一个资助基金,拿到这个基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很快申请有了回复——侯凡凡各项条件都很优秀,可惜年龄超过资助年限。那年,她45岁。

    “我急壞了,如果得到那個基金資助,我能再呆2年,做出很漂亮的結果,”侯凡凡指著書架上的一張合影,“喏,就是那位,Weening教授,時爲ISN秘書長,後來任過主席,在荷蘭。我拿起電話就打過去了。”

       侯凡凡先问:“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大年龄才申请这个基金吗”电话那边回答得非常绅士:“那你讲讲吧。”侯凡凡开始讲文化大革命、讲上山下乡、讲无法选择的工农兵学员,侯凡凡说,“我没有机会在相同的年龄里接受教育,但是这个并不妨碍我以自学的方法达到你的要求。”电话那边问:“你只有3年接受正规英语教育的背景,这会不会妨碍你在美国的交流”侯凡凡回答:“我正在和你交流,我们交流有困难吗”Weening教授笑了,或许被这个执着、倔强又聪慧的中国女人感动了,说:“我会尽力帮助你。”

    “結果是,我得到了那個基金資助。後來去荷蘭開會,專門去看他,我說因爲你的幫助,使我彌補了一段學術成長道路上的缺陷。以後每次遇到他,他都說‘凡凡侯,我記得你!’”

       侯凡凡没有辜负Weening教授的信任,在哈佛3年半的时间里,她阐明了慢性肾脏病致残性骨关节并发症—透析相关性淀粉样变的发病机制,揭示了β2m淀粉样蛋白选择沉积的机制,提出“β2m原位修饰”假说,被载入多部国外教科书。

       面临走留的问题时,侯凡凡有点踌躇不决了。时任哈佛大学医学院肾科主任的Brenner教授请侯凡凡留下,想派她作为美方代表前往哈佛-新加坡肾脏病研究中心工作,年薪10万美金,有房有车。“说真的,我有点犹豫∩是想到那样可能真的永远回不了国了,我放不下。”最终,她回来了。

       梁敏博士回忆说,“我们到机场接她,几个大箱子,很沉很沉的,不知道是什么。”那是侯凡凡自费从国外带回来的价值4万美元的试剂,她把每一个试剂的保存条件、实验条件等等都细致地记录在一个本子上。“那些试剂对我们帮助太大了,很多都是国内买不到的,我们的科研就开始一项接着一项地搞起来……”

    “我覺得還有幾件事情我們一定要做……”夜,瞬時光華。不知已聊了多久,侯凡凡的經曆在腦海中緩緩聚攏,她的人格該用哪一句話丈量此刻,她就坐在我的身旁,我們已不陌生。于是我忽然想到借用這句話——“天地之間最薄的是心,最厚的也是心。”

       是啊,在这个世界上,不抱任何谄媚的心态追逐什么,唯愿别人因你的存在而幸福多一些。我敬重这淡定超然的禅境,珍视这纯净美丽的心灵。

 

采訪側記

  那日,從病區門口一眼望去,走廊的一幹人中便認定了她:苗條、高挑,挽著發髻。一個優美的轉身,她快步向我們走來,隨著足下黑色半高跟磨砂皮鞋的哒哒聲,合體的白大衣開叉處露出黑白格短裙;貝色耳釘襯著姣好的臉龐,雙眉修得柔和有致。無論什麽場合,她一定是吸引你眼球的人。因爲她那種耐看的美,因爲她的幹練、爽朗和骨子裏透著的剛毅。與她接觸的兩天中,兩套衣服,搭配不同的項鏈和耳釘,相得益彰且不奢華。“看到一個精神煥發、衣著得體的醫生和一個邋遢的醫生,病人的心情和信任度,是完全不一樣的!”侯凡凡說。

       她常笑着聊曾经的爱好,生活中的事:在广州布匹市场淘布料、卡布其诺咖啡、安徒生童话、海外读书的儿子娶了漂亮媳妇……

      女人的天性演绎得如此完美,她是那个永不会低头、成就斐然的科学家!

(摘自《中國醫學論壇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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